后姓的来源_后姓起源_后姓的来历
姓氏源流
后（Hòu 後）姓源出有：
源流一
源于太昊氏，出自上古东邑部族首领太昊的孙子後照，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上古东邑部族首领太昊的孙子後照的后代。後氏是传说中上古时期东夷族首领太暤的后代子孙。太暤又称太昊或大昊，就是古帝伏羲氏的别称。据史籍《姓氏考略》的记载：“太暤孙後照之后，今开封有此姓，望出东海也。”由此可知，後氏是以“王父字得氏”，源起东海郡。
“後”与“后”，在古代是两个不同姓氏的氏族，在今天都简写成“后”，不分彼此。
源流二
源于姜姓，出自共工氏之后。属于以官职名字为氏。 据史籍《风俗通义》记载，炎帝后代共工氏有子名叫句龙，在黄帝时期担任后土，即掌管有关山川土地事务及农业生产的官职。在后土逝世之后，被封为“灶神”，在夏、商、周三朝及其以后，一直为人们所祭祀。
在后土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后土氏，曾有人在楚国为官，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后氏，世代相传至今。这在史籍《姓纂》中有记载：“后，后土之后。”在史籍《路史》、《潜夫论》中也记载：“春秋时鲁、楚公族有后氏。”
源流三
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鲁孝公之子姬巩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西周末期，鲁国君主为鲁孝公姬称(公元前796～前769年在位)，他将自己的儿子公子巩封在郈邑(今山东东平东部)，后来成为齐国的著名无盐乡。公子巩在世时“勤勉仁惠，昭昭如日月”，深受国人爱戴，他逝世后，得谥号即为“郈惠”，史称“郈惠伯”。在郈惠伯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封邑名称、或先祖谥号为姓氏者，称郈氏。另外，在春秋早期，鲁国君主鲁桓公姬允的后裔子孙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家族势力，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实际上分别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裔。其中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家族也有个叫郈恶的大夫封在郈邑，即著名的“郈昭伯”，曾与季氏家族的季平子相互斗鸡。
周敬王姬丐三年(鲁昭公姬稠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的大夫季孙意如(季平子)与大夫郈恶(郈昭伯)斗鸡取乐，为了取胜，各自都耍了点儿鬼花招：季平子将芥子面洒在鸡翅上，欲辣坏郈昭伯鸡的眼而取胜；而郈昭伯则在鸡爪上暗缚铜钩，欲以利爪斗赢。结果，季平子的鸡因伤大败。季平子甚为恼火，赖在郈昭伯的家里以自缢相胁。郈昭伯就叫上了臧赐(臧昭伯)到鲁昭公处告季平子的状。鲁昭公偏袒郈昭伯，就要讨伐季平子，季平子连忙请囚、请亡，但皆不许，于是恼羞成怒的季平子遂联合了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共伐鲁昭公，可笑鲁昭公因此屁大丁事却败而失国出亡，郈昭伯被孟孙氏所杀。在这位郈昭伯的后裔子孙中，也有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者，亦称郈氏。由于本是同宗同源，因此该支郈氏与郈惠伯之后的郈氏合为一支。郈氏族人后有一部分省“邑”偏旁简笔为“后”氏，皆世代相传至今，是为鲁西后氏。
郈氏以及分衍的简笔后氏族人，皆尊奉郈惠伯为得姓始祖。该支后氏与太昊裔孙後照所分之后氏、以及共工氏之子句龙所分之后氏既不同宗亦不同源，且各自立谱，皆不合谱。[1]
源流四：赐姓
岷州望族后氏的族源及其姓氏的由来
《家谱》中记载：“始祖战答儿斡，波忒国三叠人，当唐之时，从乌斯国至西宁地界出，谒见番王赤剌巴，树立旌旗，操演军士，番王观见，像貌非常，乃比试马，骑射精通，勇力过人，将二牛如挟草束，于是王日亲爱之，赐以官爵，命镇守朵思陌等处，白石山建城居焉。后因病卒。”
“乌斯国”就是现在的西藏，可知他们祖上原是卫藏地区吐蕃人，因“勇力过人”，才“ 赐以官爵，命镇守朵思陌等处，白石山建城居焉。”“白石山”在岷县与迭部的交界处，而吐蕃东进占领迭部、岷州的时间，是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以后。这说明他们来到白石山的时间也就是此之后不久。《家谱》另一段记载“十一世祖定儿迦，威勇多贤，心慈乐善。宋德宗时，招天下勇敢之人，儿迦闻之，从白石山出，谒见宋大将军张齐贤，考验武艺，弓马件件精通，命镇守西宁长城内外，要靖无虞。”经查《宋史》，无“德宗”这一朝代，而张齐贤正是太宗时期的人，“宋德宗”可能是“宋太宗”之误。民间家谱非出自史家之手，出现如此错误是难免的。但是他们说“从白石山出”这一事件还是可以相信的，证明他们从唐至元就一直居住在白石山城。 直至十六世祖朵儿只班时期，看《家谱》记载：
“明洪武二年，将所授虎符、金牌，率众归附，赐姓后氏，授以金简、诰命，擢为宣武将军。十一年开设岷州，管本卫事。十三年，开设洮州衙门，十五年随征南京，以疾卒於曲靖，赠龙虎将军，勅葬南京紫金山，入乡贤祠。”
这一段非常重要，比《西天佛子源流录》的记录要详细得多。它说明了后姓的来源是明朝皇帝所赐的，时间是洪武二年。根据后氏家族代代传说，这个后姓的“后”，是“皇后”的“后”，而不是“前后”的“后”，以显示其姓氏的尊贵。在前后的“後”字没有简化之前的明代，就有这个皇后的“后”专用字。
据《岷州卫志》记载，白石山一带在明朝已经归入岷州卫辖区， 他们从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开始开设岷州卫，管本卫事，那么其家族成员逐渐搬迁至军政中心所在地岷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后氏家族与明王朝的关系
（一）在军政管理上，后氏家族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其《家谱》记载：
①朵儿只班，波忒国三叠人。元哈撒儿二代孙，在元任甘肃行省平章，至正二年（1342年）守宁夏。洪武二年（1369年），率众归附，赐姓后氏，授以金简、诰命，即做宣武将军。洪武十年，命掌本卫。事后，封龙虎将军，入乡贤祠。
②后安，朵儿只班子，袭锦衣卫佥事，调大宁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奉天征讨有功，升指挥同（似缺一“知”字）。二十六年（1393年），掌本卫，事征交河，阵亡。
③后能，安之子，以父阵亡，由袭职指挥同知，升指挥使。宣德三年（1428年），征松潘羌夸有功，升陕西都指挥佥事。正统元年（1436年），奉勅镇守岷州。
④后泰，能之子，袭指挥使职。成化五年（1469年），征羌叛有功，升陕西都指挥佥事，勅守备岷州。
⑤后成功，本卫镇守指挥同知，安三代孙，袭指挥同知。弘治九年（1496年），洮阳番贼为乱，与洮州指挥同知汪钊协，一日之内，殄灭殆尽，余贼率众降，各升指挥使，掌金牌一面，铁券一圆。
⑥后光基，本卫镇守指挥同知，安四代孙，袭指挥同知职。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任本卫指挥使。寻奉勅，镇守本卫临洮地方，后勅命讨贼阵亡。
⑦后良儒，本卫指挥同知，掌卫印，光基子，嘉靖二年（1523年）袭任。
⑧后永亨，良儒子，岷庠增广生员，万暦二十一年（1593年）承袭任。永亨无子，有⑨后良成复继永亨，承袭指挥，以劫夺封事，部议革职，着令次房无碍子孙承袭，有⑩后永福，方袭河州指挥。而教厂崖武生一龙公，揭控告，谓：永福公，亦系大房后人，彼实次房无碍子孙。呈审明确，天启五年（1625年），准⑾一龙公承袭。迨自我朝定鼎，降旨与国同休。
综上可知，仅明朝276年中，后氏家族袭任指挥职务的就有11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这就是说，这一区域的防务及治安全赖后氏家族来维护来保障了。
（二）班丹札释前后六次入朝，特别是代表西藏，进京息兵，以及长期留守北京，主持全国佛教工作。
据查《西天佛子源流录》和《明实录》等资料，我们知道了班丹札释前后六次入朝，具体时间及使命如下：
第一次，28岁，永乐二年(1404)，奉旨入南京朝廷，使命——“随法尊师到于南京，住鸡鸣寺。”
第二次，29岁，永乐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永乐乙酉（1405年），因“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上师，推荐法尊班丹坚错于朝。太宗文皇帝遣使，驰驿召至殿庭，赐坐与语，大悦，赏赍，恩宠特加。”
第三次，34岁，永乐八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直抵大京。进见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乌斯国王侄代谢其罪，陈说其情，圣心大悦，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乌斯王罪，不伐其国。”
第四次，39岁，永乐十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 “昔在京师，朝廷恩渥隆厚，以我宿缘，致使他人见谮，闻朝廷有怒，欲加重愆诛戮宗族，以是因缘，必欲诣京，诉无辜罪。”佛子诣京，朝见太宗文皇帝，天颜欢悦，无有愠意，恩宠愈加。
第五次，43岁，永乐十七年，北京朝廷，使命—— “及寺将成（约1419年），太宗文皇帝遣使驰驿，诏至大京，擢僧录司右阐教，及赐国师冠帽、袈裟、表里、钞贯，仍命随驾京师大兴国寺住坐。”
第六次，四十七岁（1423年，永乐21年），太宗文皇帝仍命佛子往乌斯国，穷究教法，审察葛哩麻巴上师，是否再生路经。
事实上，班丹札释自从43岁入朝，被“擢僧录司右阐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到岷州来，除了之后的一次“审察葛哩麻巴上师”，就一直留驻北京长达近乎40年之久，直至圆寂。
这里我们要特别对《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班丹札释如何进京息兵一事详做引用（之后凡未注明引用出处的，皆录自《西天佛子源流录》一书）：
三十四岁（1410年），……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彼时国王心甚恐怖，与其部下议之。王曰：“圣朝天兵若临，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图？生若之奈何？谁人为我分释此难？”部下众所推举佛子，而谓王曰：“此上人者，深达教相，方便多能，求浼赴京，代王谢罪，必得解释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时乐处禅定，彼王虔意，谓佛子曰：“当为我等消释此，依我所请。”佛子答曰：“我欲于此依大宗师，忏罪修禅，有所疑悔，亦可印证。”王请再三，谓佛子曰：“汝不为我施设方便，其如我国众生，何其复如教门，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临我境，佛子修习之处，亦莫得也。”于是以王固请加诚，又奉法王慈旨，乃为允诺。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直抵大京。进见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乌斯国王侄代谢其罪，陈说其情，圣心大悦，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乌斯王罪，不伐其国。佛子凡有益於佛教，便於人事者，累奏请於上，无不可其所奏。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藏当时是完全归入明朝的版图，完全受明朝的治理。西藏并不是明朝的藩属国，而是直接辖地。明朝当时在西藏敕封过三大法王和五个王。王的地位次于法王而高于大国师、国师。这五个王分别是：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封帕竹噶举派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封朵甘灵藏（邓柯林葱）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公元1407年封朵甘馆觉（今贡觉）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封直贡噶举派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封萨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为辅教王。上述五个王均领有封地，其承嗣须上报朝廷，由朝廷再次册封。这说明明朝政府当时对于西藏的管理所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策略与对待内地的管理是有质的区别的。当其其中一个“王”即阐化王扎巴坚赞要“逆旨”，也就是说要闹独立，违背明朝政府的管理规定，明朝就会派遣军队前去行施管理职权。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当时没有派遣军队驻守西藏，并不是意味着明朝政府对西藏缺乏有效管理，而是明朝政府对于西藏的治理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策略，即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措施，以达到对于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反之，如果此措施不能凑效的话，就会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以达到治理西藏的目的。
明朝则采取“多封众建”的办法，先后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同时在法王和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从而建立了新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制度，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做法显然有助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
明朝对喇嘛教各教派首领的册封，使乌斯藏地区互不统属的各教派及地方势力，均统一于中央，藏族社会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而社会的相对稳定不仅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且也巩固了西南边疆。正如《明朝．列传》所载：“适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传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就清楚地表明在乌斯藏地区所推行的“多封众建”的僧官制度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对于此事件，《安多政教史》也有描述：
佛子三十七岁时，奉圣旨前赴卫地，朝礼喇嘛们都很欣喜。以阐化王为首的地方官员们感激说：“您使我们的地方像乳酪那样凝结，平安无事，恩德无量！”阐化王的评价是恳切的。事实上，明朝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自此之后，西藏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类此的事件了。
（三）班丹札释前后六次进藏，代表朝廷，传宣圣化，审验活佛转世灵童。
第一次，25岁，自发进藏，使命——前往西藏修行，遍访各个著名寺院及其高僧，在佛教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二十五岁西域游，方往乌斯国，参礼剌麻锁南坚粲大善知识讲学《时轮诸大本续经》、《论量法及诸经续》，疏钞科仪，精修禅观，就於番土名闻遍周，善能通晓西天四国语言，尤善撰文作字，偈颂利益，有情轮大法轮。”尤其是“善能通晓西天四国语言，尤善撰文作字”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第二年“回本土，于石巴簇造法藏寺一区，讲道参禅。”
第二次，29岁，永乐三年(1405)，奉旨进藏，使命——任翻译，迎请哈立麻。
第三次，30岁，永乐四年(1406)，奉旨进藏，使命——护送哈立麻回藏。在迎请和护送哈立麻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在20多年后兴建的大崇教寺，主要信仰的就是哈立麻派系。
第四次，35岁，永乐九年（1411），奉旨进藏，使命——传宣圣化，安抚阐化王。
第五次，38岁，永乐十二年（1414），奉旨进藏，使命——陪同中官杨三保巡视藏区。
第六次，48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奉旨进藏，使命——审查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转世灵童。
《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
明年（1424年）三月，佛子携徒沙迦室哩等二十余人往恭卜国，追访葛哩麻巴上师生处。彼处人民生拗粗犷，途路崎岖，山水险隘。至其疆界，经雪山下过，彼处人言：“欲过此山，除单人马陆续可行。”是夕遂憩山下。有一侍者，名曰桑领，梦诸番童扫雪开道。侍者谓曰：“汝童子众，何由扫雪？”童子答曰：“葛牙答罗山神来迎佛子，先令我辈扫雪净道也。”黎明，发足至雪山下，雇数壮夫引路而行，虽平地，雪约二丈余深。先令壮夫及徒众以足踏实其雪，次令驮马随行。正至雪山中际，雪深迷道，无路而出，徒众怆惶忧恼，无计可施。佛子尔时祝山神云：葛牙答罗，我由奉天子命及佛教故，勤苦不惮千里而来，汝今何不施大神力，为我方便，得路过山，是汝德也。方祝愿已，遥闻响振之声，其山摧拆雪乃迸裂，现出道路，始得徐行。二日之间方过此山。达恭卜国参见葛哩麻巴上师，彼时上师甫及十岁，究知上师既生月余，一僧往逻，视僧便笑，甫及周岁，三生之徒，国师果鸾躬自往视。一见趋怀，话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噜约葛观门时，佛子尔时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伪耶？”正犹豫间，葛哩麻巴尔时遂不说，取纸半幅，书写中国“佛”、“法”、“僧”三字，掷与佛子。忆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写是字，知真实是也。又于一日，谓佛子言：“昔日长足法师智光，其安乐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实是葛哩麻巴真后身也。见《永乐弘恩嗣佛旨印品第五》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而岷州后氏族人保存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明确记载的这一事实，把朝廷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审验活佛转世灵童之举的时间向前提前了将近368年。它有力地证明了明朝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更说明了清朝对于西藏的活佛转世灵童的审验和确认政策是沿袭了明朝对待西藏的管理制度。这一策略和管理制度，从明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这六次进藏中，我们对于第五次也不应忽视，它正好证明了“明朝维持中央对藏区直接管辖的重要的常规手段之一”
（四）朝廷敕建家族性皇家寺院大崇教寺
《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
宣德丁未（1427年）七月，上遣内臣赍敕重广其寺，改赐寺额曰：“大崇教寺”，及赐碑记，著称佛子之功，及敕洮州卫镇守都指挥李达，并岷州、洮州等卫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以洮州卫日斡等族五总甲千户、赞束巴百户、永隆札等七员，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兴寺灯油户，递年除纳马，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尽行优免。令其专心办纳灯油等项供养，不许一时违误。宣德己酉（1429年）八月初九日，又奉上赐：岷州卫所镇抚官一员曹聚，领军匠五十名与大崇教寺作佃户。户下人丁，亦令看守、扫洒寺宇。佛子亦俾大国师沙迦室哩完卜、大国师绰竺藏卜待中外官，督工修理，总率僧徒之事。经始于宣德丁未秋，落成于已酉岁八月十五日。
从皇帝的两次敕赐，就可以看到此寺院的规格和规模有多高多大了。先看第一次的四个敕赐：一是赍敕重广其寺，国家拨专款重新扩建其寺，二是御赐寺额，三是御赐碑记，四是敕“洮州卫镇守都指挥李达，并岷州、洮州等卫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兴寺灯油户”。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宣德皇帝“特颁敕书，征派地方大小官员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一十名，军队乌拉二千零五人，扩建重广寺。 这四个敕赐都是极其显赫和隆重的，特别是敕洮岷两个卫的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兴寺灯油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一下子把大崇教寺推上了在整个安多地区最为显赫和尊贵的地位，大有与西藏布达拉宫争雄的企图和意味。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我们再看第二次的“奉上赐：岷州卫所镇抚官一员曹聚，领军匠五十名与大崇教寺作佃户。户下人丁，亦令看守、扫洒寺宇。”当时岷州守城士卒共有三百五十人，这次把五十人抽去卫戍大崇教寺，而且是皇上的旨意，可见对大崇教寺的重视程度了。
我们再看寺院修成之后的辉煌程度：
是梵刹也，弘广深邃，殿宇僧舍五百余楹。佛殿高厂，重檐斗拱，雕甍绣闼，妆以金碧，华彩鲜丽。然而寺山高耸，迥出云霄，层峦叠翠，卉木森然，群峰靓秀，拱向相揖，奇松茂柏，环植寺旁，泉流湛碧，泛漾左右，殿阁巍巍，金碧交辉，光辉粲然，俨若西方鹫岭祗园之精舍也。
这是多么雄伟美妙的一种气势和景况啊！再看具体的建筑格局：
山门两重，四大天王殿一，碑亭二，钟鼓楼二，正殿一，后殿一，左右殿二，东西两庑藏殿二，法堂一，正方丈一，东方丈一，西方丈一，东方丈前后佛堂二，西方丈前后佛殿二，秘密殿左右佛堂二。次山门内二金刚像。天王殿内供三世佛、十六罗汉，殿顶彩画金刚法界语自在坛场，周围壁画秘密坛场。后殿内供释迦弥陀药师三佛及十方佛、八大菩萨。后左殿内供二臂、六臂护法。后右殿内供金刚怖畏中围佛像，及葛辣噜巴拶门支母与其伴绕。东藏殿内供钦赐华、梵字大藏经二藏。西藏殿内供金书大藏经二，大藏（经）乃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也。秘密殿内供钦赐佛八尊及大轮金刚手佛像、上乐轮佛密像、金刚怖畏佛密像、镀金大持金刚、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乃中贵大臣太监尚义舍资造也；金书番字大藏经一藏，计一百八帙，语录藏经一藏，计二百二十一帙，皆出佛子衣资所造；药师佛坛场一座，葛里麻巴上师一尊；药师灯一树；玉花瓶盛纯金所造枝茎叶五，实供花一树；大银灯盏一个，重三百五十两；镀金铜起花大曼吒辣三座，供器全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东佛堂内供上乐轮六十二佛宫殿坛场、金刚怖畏十三佛中围宫殿坛场。西佛堂内供大轮金刚手十八佛中围宫殿坛场、无量寿佛九佛中围宫殿坛场。东西四坛场佛身皆檀香象牙乌木所造，宫殿坛场则是木刻彩妆，其坛场宫殿主伴佛会，是皆佛子依经续新所制。东方丈后殿内供无量寿佛、弥勒文殊二大菩萨，银灯盏等供器全，亦中贵大臣太监吴公诚舍资所造。西方丈用殿内供五方佛，各佛殿内所有供器、法器、锦绣、金织、幢旛、香鼎、花瓶，无不备足。
这是人们祝贺的隆重情景：
于宣德已酉岁九月初八日，请国师杭葛而高日斡、卜罗二合窝高日斡等诸善知识五百余众，建大乐轮中围坛场，庆赞法事。圆满散日，于高日斡等及宰官檀信处亲施银一千五百余两，缎绢千余匹，茶二万斤，马一百匹，布毼五百余匹，有奇如是亲施，诸师德与宰官檀信无不欢悦。
这是宣德皇帝的《御赐碑记》：
夫自京师及四方郡邑，缁流之众，绀宇之盛，在在而然；况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迩，其人习佛之教甚稔，顾寺宇弗称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义道德，以兴治化；至于内典，亦有契于心。故致礼觉王，未始或怠，特命有司，于岷州因其故刹，撤而新之，拓而广之，殿堂崇邃，廊庑周廻；金相端严，天龙俨恪；供养有资，苾蒭有处。足以祗奉觉圣，足以导迎景贶，特名曰：大崇教寺。……弘作雄刹徇民志，巍巍妙相森拥卫；流恩布泽浩无际，华夷八达均益利，皇图巩固万万世。
“华夷八达均益利，皇图巩固万万世。”这才是明朝皇帝试图达到的目的。这篇碑记视野高远，用意深广，谋略沉厚，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对于扩修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良苦用心，他非常希望达到“祗奉觉圣”，“导迎景贶”的目的。事实上，这一目的在当时也达到了。它不仅起到了“以来远人”的目的，而且还可以“阴翊皇度”、“普济万民”，成为安多地区的佛教名刹，且因其风景、建筑、以及寺中高僧辈出而蜚声内外，成为达官文人追古思今、探奇寻异、抒发情怀的胜地，《岷州志·艺文志》收录咏颂大崇教寺的诗作就有十余首，这些诗作大都从侧面反映了大崇教寺当时的面貌。嘉靖进士宋贤所做的《宿崇教寺》从形、势、声等方面对大崇教寺予以全面勾勒，堪称其中的代表：
岷山高拱法王宫， 箓蔼轻浮紫翠重
云外楼台悬夕阳， 空中金磬度秋风
蒲田纳袄余衣钵， 贝叶番文杂鸟虫
抚景忧时浑不寐， 几回倚枕听晨钟
（五）班丹札释生卒考
班丹札释的诞辰日，在《西天佛子源流录》中没有明确记载，在后氏族人中也没有明确传说，在《安多政教史》中有明确记载：“彼师属相是圣·宁吉达尼钦波，享年二十一岁的火蛇年（公元一三七七年，明洪武十年，丁巳）”（见第640页）。我们从源流录中记载的后法王的不同年龄段发生的各种事迹与明朝具体年号推定，也是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说明《安多政教史》中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他是哪一年圆寂的呢？
我们考察《西天佛子源流录》，其内容只记载到正统乙丑年，也即1445年，时班丹札释才69岁。这说明《西天佛子源流录》的撰写，着手时间早。这样，我们只有在《明实录》和《安多政教史》中查找资料了。其中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十月，“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赐以诰命。”这时，这位藏族高僧享寿七十六岁。再考察把他的大弟子沙迦室哩于景泰七年（1456年），敕封为大善法王来看，后法王的圆寂年份至迟也是景泰七年（1456年），或者就是景泰六年（1455年）。因为他不圆寂的话，他的大弟子是不可能被袭封为与师傅同样规格的最高礼遇“法王”的。当时明朝为了西部边关的稳定，作为影响极为巨大的佛教高僧，圆寂后，必须要安排一个高僧大德能够代替明王朝说话和办事。而“法王”的称号是明朝赐予番僧的最高礼遇。然而，事隔半年，这一崇高的封号又被英宗给降为灌顶大国师了。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当时处理班丹札释刚刚去世，又一时间找不到确实能够替代班丹札释这一身份的人选的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心态，也更有力的说明了班丹札释刚刚圆寂的事实。再看，景泰四年（1453），皇帝又 “加封班卓儿藏卜为灌顶清心戒行大国师，赐以诰命。”班卓儿藏卜是班丹扎释的侄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明王朝对后氏家族的良苦用心。由此可以推定，后法王享寿至少79岁，或者刚满80岁。因为其师班丹扎释圆寂的当年，就加封其徒弟继承师父的封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这在当时的高僧大德中，也是非常高寿的。
后氏家族在西北的影响力
（一）“余后氏先人，自唐以迄於兹，武职数十辈，文职只后公乘龙一员，护印番僧纲司。自明至今，世世相继。”从这一段《后氏家谱》中的引文可知，后氏族人自唐至今，武职数十辈，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从如上引用的资料及论证可以看出，其祖上自唐至明武职人员辈辈层出不穷，不仅镇守迭部、岷州一带，而且多次参加宋元明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洮岷一带的平叛功勋卓著。这种贡献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吴三桂流窜至岷州一带，后只即丹子就纠集地方军民奋力抵抗，取得胜利，维护了一方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康熙皇帝特赐诰：
制曰：教宗清净，严法律以持躬，学本浮屠，怀丹诚而报国。惟恭忠之克励，斯宠命之宜新。尔护印番僧纲司后只即丹子，夙通释典，化衍遐方。当逆贼煽乱之时，矢心守正，纠边徼士兵之众，为国宣劳，克著功勋，洵可嘉尚。兹特封尔为：“宏济光教大国师，赐之诰命。”尔其永怀忠荩，益勉修持，膺兹纶 之荣,用 清净之化。钦哉！
（二）扩大和深化了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核心地带，在卫藏区域，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班丹扎释家族的特殊的作用下，岷州地区却成了整个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甚至可以说成是整个藏传佛教的影响中心。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太长久，也可以说是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最多超不过上百年。尽管如此，岷州对于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的影响，确是极其深远的。这有如下五个依据为证：
1、班丹扎释家族，早在其太爷、爷、父辈，就在岷州等安多地区建设寺院“足有一百八区”， 在班丹扎释手上，又兴建了更多的寺院。属辖寺院有100多座，而且在北京的近40年期间，还发动集资兴建了众多寺院，其影响力渗透到岷州卫所辖的最为偏远的地区，如现在的临夏市康乐县鸣鹿乡西蜂窝寺就是大崇教寺的附属寺院，对于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显示，班丹扎释在北京期间，不论是皇家给班丹扎释建设藏传佛教寺院，还是班丹扎释化缘发动更多信众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在京城就有藏传佛教寺院10多座。
“西番朝东寺，一目处心。”这句歇后语至今响彻整个番属地区。《安多政教史》提到“哈立麻德银协巴前来多麦时，曾有披袈裟的十万人迎接，这个地点似为岷州（今岷县境内）云。” 这个数字似有夸大之嫌，但至少能说明岷州当时藏传佛教的发展盛况。而且这一记载，只有在岷州地区才具有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基础，其他周围各地是不具有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基础的。明朝的史料对这种情况也能确证一二。成化八年（1472年）六月，礼部上书言道：“今年陕西岷、洮等卫所奏送各簇番人共四千二百有奇。除给予马直不计、凡赏彩段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捐八千五百二十余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余锭，滥费无已。” 岷州卫和洮州卫在一年中就有四千多僧人去进贡。《西番馆来文》中有岷州卫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儿奏请大藏经的表文一道：“陕西岷州卫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儿奏。为乞请经典事。臣本寺有千余僧众，每日率领祝延圣寿。所有原赏藏经，年久破坏，不堪念诵。有都纲也舍，是一个有德高僧。差他赴京，奏请藏经一部。望朝廷可怜见给与便宜。” 在明朝名不见经传的永安寺有僧人千余，以此类推，那些著名大寺中的僧众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2、撰写、翻译和印刷藏传佛教经卷，请求皇帝给全国僧人赐发度牒。
如“奉皇上的圣旨著《喜金刚修法·甘露海》及大轮、大威德十三尊、普明、阿弥陀佛九尊等曼荼罗的仪轨，《多闻子修法》，《中有解说》等，并将这些经典、仪轨等，连同藏文《喜金刚续第二品释》都译为汉文。”
据说现在青海瞿昙寺就存有班丹札释校勘的一部佛经，由于不知道具体情况，介绍只好存缺。
如“木虎年（公元一四三四年，明宣德九年，甲寅），度汉族地方官郭惠、袁绮、男印度人班第喇嘛约格沙拉等为僧，授比丘戒，用汉文传讲《五十上师颂》和《别解脱戒》。宣德十年木兔岁（乙卯）藏历正月，正统皇帝即位，为了追荐宣宗逝世，升彼师的名号，赐玉印，为了祈祷皇上长寿，建立内藏为泥印佛像十万尊的宝塔。铁鸡年（公元一四四一年，明正统六年，辛酉），政府兴修金汁《甘珠尔》大藏经，彼师撰述总序。水狗年（公元一四四二年，明正统七年，壬戌），请求皇帝给全国僧人赐发度牒，于是有三万七千名僧人，被赐予了度牒。”
这些史料足以说明后氏家族对于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所做出的辉煌贡献。
3、大崇教寺是整个安多地区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也是整个安多地区唯一获得最高封号“法王”的寺院，卫藏区授予过三个法王，之后的法王都是其派系的沿袭。明代整个安多地区规模最大、声名最显赫的的寺院是大崇教寺，仅此一脉前后共封授过三位高僧“法王”的称号。它成为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一个象征，且声名远播整个安多地区之外，被称为“第二个卫地”。
综合如上引用的所有资料及其论证，我们就会发现有两个特别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一是地方军政首领后能，一是僧政首领班丹札释，他们两个在各自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两相比较如上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班丹札释那么年轻进入西藏，就能够产生那么巨大影响力的个中原因了，同时也清楚了明王朝为什么在那么大的藏传佛教区域，唯独看中了岷州的后氏家族的根源所在。这与其祖上自唐代以来在这一庞大的区域的军事影响力和至明以来其家族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
岷州成为明代藏传佛教最为繁盛的中心圣地或圣地中心，还与另外两个客观因素的相佐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此地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南通巴蜀、西控青海，东去三秦”区域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中心，行政建置高，管辖范围大，经济交流活跃，是著名的商贸旱码头，这一“旱码头”的位置至今依然保持着，繁盛又强大的经济基础有能力养育繁盛又庞大的宗教活动；一个是此地在上一世纪大炼钢铁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前，一直是到处都森林茂密，植被丰厚，就地取材就能兴建寺院庙宇，建筑材料随意随手可取可用，能充分保证繁盛又庞大的寺院建筑所需。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素成就了岷州后氏家族与明王朝以及整个西北边疆非常独特的军政、僧政的亲密关系，明朝对于岷州后氏家族寺院大崇教寺超出寻常的支持以及对待其高僧超出寻常的礼遇，充分说明或者彰显了明王朝当时对于西部治理的一些核心理念。
迁徙分布
后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三百九十八位门阀。后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远古时候的著名的东夷部族首领也称太昊，太昊有个孙子叫後照，後照的后代形成了後姓。当代简写成后字，但在百家姓中，後、后是两种姓，有不同的起源，后姓的渊源在于远古部落首领共工，共工的儿子叫句龙，官职为后土管理土地耕作。句龙的子孙取后土官的后字作为姓。而现代人後姓的人，往往简写成后姓，不管怎么说，这两种姓都有荣耀而悠久的渊源。后氏在我国早期历史上的后姓名人，几乎全是山东人：春秋时代，孔子的弟子后处，是齐人；汉时传诗、礼之学，对我国传统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后苍，为山东郯城人。和不少的姓氏一样，后姓虽未发展成一个繁盛家族，但经过无数代的播迁和繁衍，其子孙早已遍布天下。如明宣宗宣德年间镇守岷州二十余年，号令严明，番夷畏服的名将后能，便是当时的岷州亦即如今的甘肃岷县人。今四川省仪陇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湖南省宁乡县，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均有后氏人家。在文字应用上，“后”字和“後”字在很多地方可以互通，因此，“后”氏与“後”氏的界限越来越小，今天有一些“后”姓者，可能有些是“後”氏讹传而得的。现代“後”字多简为“后”字，但後氏与后氏，在百家姓的历史发展中，却各有不同的渊源。但在今天都简写成后姓，不分彼此。
洮州和岷州分别于1379年和1378年从河州卫中分出设卫。洮岷地区的藏族土司中著名的有洮州的昝氏、卓尼的杨氏，岷州的赵氏、虎氏、后氏等。 尤其以后氏为主。根据《岷州志》记载：古岷州地区的后氏分两大支，一支在今天的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县城及禾驮、中寨等乡镇，总人口大约6万人左右。根据新华社记者后志良调查，甘肃岷州地区后氏另一支分布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盛产当归的柏林乡上巴都村、柏林口村及石达滩村，总人口大约1200人左右，民族成份主要是藏族。村民主要从事当归药材种植、牦牛、绵羊养殖等。岷州后氏的始祖名后朵儿只班，他在洪武二年时归附了明朝，委任为宣武将军，洪武十年受封为岷州卫土司。后土司的家族或属民中在明代还出过受封为大智法王的班丹扎喜等高僧。班丹扎喜生于1377年，十五岁时出家为僧，二十八岁时到南京朝见永乐皇帝，即留在京城任职。
今北京市，山东省的单县，四川省的仪陇县、巴中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县，湖南省的宁乡县、长沙市、常德市，安徽省的宣州区、芜湖市、无为县、泾县、全椒县、淮南市，云南省的红河州个旧市、思茅县，江苏省的南京市江宁区、南京市溧水区、扬州市兴化市，河南省的濮阳县、信阳市商城县，湖北省的随州市、武汉市，甘肃省的兰州市等地，均有后氏族人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