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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

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时爲西伯，曾被囚於羑里，因而演《易》。作为周人领袖他多有建树，使周不断发展壮大、强盛，为后来来武王灭商奠定基础。

《论语．泰伯》记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司马迁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扬雄、班固、王充等皆赞此说。郑衆、贾逵、马融等认为《周易》卦辞为文王作，而爻辞为周公作。郑玄则认为卦爻辞皆爲周文王作。

本世纪20年代，顾颉刚考证了《周易》中存在的历史故事，写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文中指出：《大壮》《旅》卦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易是指殷先祖王亥在有易被杀之事，《既济》《未济》卦中的“高宗伐鬼方”是记述殷高宗讨伐西北少数民族，《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帝乙嫁妹给周文王，《明夷》卦中的“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佯狂、为奴之事，“箕子之明夷”译成白话，就是箕子的晦气，《晋》卦中的“康侯用锡马蕃蔗”是指卫康叔善于畜牧等等。顾颉刚根据这些历史故事而推定《易经》不是周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作者为掌管卜筮的巫史之流。顾颉刚感到遗憾的是《易经》中没有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封禅、观象制器的故事。
　　　
余永梁从风俗制度和史事两个方面研究《周易》，认为《屯》、《睽》卦反映了商周时期的掠婚风俗，《逐》、《损》卦记述了古代臣妾奴隶制度，《损》、《益》卦中“或益之十朋之龟”反映东周以前的货币制度。此外在卦爻辞中还可以找到周代郊祀礼、丧礼、聘礼、朝礼、宾礼以及宗法制的礼俗。关于《周易》中的史事，余永梁指出《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指商王嫁女给周文王，《随》、《升》卦中的“亨于西山”是指周文王在岐山宴亨，《震》卦“震惊百里”记文王开国情形，《既济》卦中的“西邻”是指西周，“东邻”则指殷朝，以上均为卜官记文王之事。其它如《师》卦中的“大君”疑指周公，《蛊》卦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疑指伯夷叔齐之事，《屯》卦“利建侯”系指周初封建诸侯。卦爻辞所记史事皆在周初，最晚是《晋》卦中的康侯，因此卦爻辞应该作于西周成王之时。

通过对《周易》中的一些历史故事的分析，大都是殷末周初的历史典故，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系辞》关于《周易》“当文王与纣之事”的可信性。

1933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发表了《历史之重要》的专题讲演，讲演辞刊发在《制言》第五十五期上，其中一段讲到《周易》中的古史：

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乾坤代表天地，《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故《乾》、《坤》之后，继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时也。即鹿无虞，渔猎之征也。匪寇婚媾，掠夺婚姻之征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矣。其时取女，盖已有聘礼，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种，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以今语译之，所谓面包问题，生存竞争也。于是知团结之道，故继之以《师》。各立朋党，互相保卫，故继之以《比》。然兵役既兴，势必不能人人耕种，不得不小有积蓄。至于《小畜》，则政府之滥觞也。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以为团体之主，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履帝位而不疚。至于《履》，社会之进化，已及君主专制之时矣。《泰》者，上为阴，下为阳，上下交通，故为《泰》。《否》者，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乖违，故为《否》。盖帝王而顺从民意，上下如水乳之交融，所谓《泰》也。帝王而拂逆民意，上下如冰炭之不容，所谓《否》也。民为邦本之说，自古而知之矣。自《屯》至《否》，社会变迁之情状，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历史之结晶也。

据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二》说，1931年章太炎为《周易易解》作序，自称遍治群经而独不敢言《易》。1942年4月胡朴安著成《周易古史观》一书，他也是两千多年来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周易》古史观的人。

那么《周易》是否为文王所作呢？杨向奎先生先生指出：“文王演《易》之说，虽有争论，但《易》之来源甚古，殷商已见端倪，宗周之初有所发展当无疑问。其初因奇偶而有八卦，八卦不能尽变化，重为六十四卦，而加卦辞、爻辞，初为巫祝专职，西伯幽囚演《易》而有所推演”。“原始卜筮都为巫祝专职，他们是古代最渊博的学者，八卦之重，爻词、彖词之设，没有他们的参与，无法完成。他们多是无名专家，孰为《易》之加工者，当无可考。但文王演《易》之说，被轻轻否认亦无据，巫祝卜筮都为王家服务，以文王、周公之才而习《易》，因习《易》而演《易》而重卦，舍巫祝而自为之，此所以有文王、周公之参与。文王、周公固饱经忧患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合符者”。

总之，《周易》古经确是产生于殷周之际。武王在克商之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而周人的受命观念，诚如傅斯年所指出，终于演变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政治思想。傅氏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检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傅斯年，1952：Vol.III，92—99）

周人以蕞尔小邦，革殷命，《诗·大雅·文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作为周的开创者的周文王，自然会对固守天命有更深的思考，这也就是周初人们把卜筮之法的《易》发展成《周易》的理由吧。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没有证据《周易》不是文王推演的，同样也没有证据肯定《周易》就是文王推演的。既然周易产生于殷末周初，而文王又是周人的领袖，古人尤其是儒家把《周易》的著作权给了周文王，不失一个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