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

　　在《易》学史上，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占据着重要位置。它远承汉《易》，近绍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后启宋明《易》学，更是清儒研究汉《易》的凭借，于义理与象数《易》学均有参考价值。李鼎祚在《易》学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由于书籍的散佚，时代的变迁，其纂集之功更受人重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对李鼎祚作与《周易集解》作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人们认同了他保存古文献的功绩，却并未过多地对其人其书加以深入研究，如朱伯昆《易学哲学史》、廖明春等《周易研究史》均只略略言及，与其他《易》学家及其著作相比，实在简略得很。最近，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许维萍撰写《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论)一文，已初步填补了这一缺憾。许氏在试图解决一些基本问题的同时，却也难免顾此失彼。笔者在研究巴蜀《易》学发展史时。仍发现有不少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不揣浅陋，力图对李鼎柞对《周易集解》的编纂及其《易》学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望方家指正。

　　一、李鼎柞其人其书

　　李鼎祚以《周易集解》一书而知名于后世，但究其生平，虽有前辈精密的考证，却往往为现实的人们忽略，而《周易集解》一书本身的篇卷及刊刻流传，许多学者并不明晰。为此，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证说明是有必要的。

　　(一)李鼎祚生平事迹

　　李鼎祚，生卒年月不详，唐中后期资州磐石县人。盘石即资州治所。在州的东部有四明山，李鼎祚兄弟曾经在山上读书，后人因名其地为读书台。唐玄宗幸蜀，李鼎祚进《平胡论》，后召为左拾遗。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时仍官左拾遗。他尝充内供奉，又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著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代宗登基(763)后，献《周易集解》一书，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在宋代，李鼎祚被追赠为赞皇子。李鼎祚“以经术称于时”，尤以《易》学显名于唐。刘毓崧以《周易集解》一书避太宗、高宗、肃宗讳，代宗“豫”字缺笔，而德宗嫌名不避不讳，断其书成于代宗时。

　　(二)《周易集解》的篇卷

　　关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称十卷。晁公武说：“《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他所说的“唐录”盖指《新唐书·艺文志》。李焘不赞成此种观点，说：“按《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邯郸图》遂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也赞同此说。清翁方纲对这种卷数的差异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盖《唐志》总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书名言之。晁公武、马端临、李巽岩(李焘号巽岩)之徒，或以为集注内亡失七卷，或以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黄以周《儆季文钞李氏周易集解校本叙》所考更为详实：“自序其书云：凡成一十卷，《中兴书目》同。《新唐书·艺文志》云十七卷，与自序异。考《宋志》五行类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别撰《索隐》之语。盖《宋志》所载七卷，即所谓别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据《集解》一书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据李氏全书言也。李氏别撰之书盖术数家言，故《宋志》入五行类。……自北宋时《集解》盛行，别撰之书寝废。故《崇文总目》称七篇逸，《郡斋读书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无所亡失’，皆实录也。但王尧臣于逸七篇不著别撰之书，晁公武又谓‘据《唐录》十七卷，今十卷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书者，或分为十七卷，或合附录《略例》一卷，改序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

　　今查《宋志》所著录者确如翁氏、黄氏所言。但兵书类还有：“李鼎祚《兵钤手历》一卷。”此若以类相别，似无可疑，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如此，《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隐》，还是《连珠明镜式经》分析而成，并不可确断。因此，翁方纲、黄以周之说没有充分的证据，更何况王尧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别撰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总目》未言《索引》为何为六卷，仅据推测以合十七卷之数，亦不可信从。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以翁氏、黄氏之说以驳《总目》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诸说虽多不可信，但自宋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数为十卷则无疑义。王应麟更认为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身有误。明代毛氏汲古阁重刊《周易集解》，对该书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则变乱了《集解》原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极明：“是书《新唐书·志》作十七卷，《崇文总目》、《绍兴续编四库阙书目》、《中兴书目》(自注：见《玉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则是书自宋以来止有十卷，无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而宋以来之卷次遂不可复识矣。”由此可知，汲古阁在刊刻《周易集解》时好古求奇，将其书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广为流传。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种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称：“或作一十卷，《新唐书》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兴书目》、《通考》作十卷。”今传《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即是。《雅雨堂藏书》作《李氏易传》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册汇函》所收为十卷，题名《易传》。四库馆臣于所辑《崇文总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称：“谨按鼎祚自序称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盖删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谓不加考订的荒谬之说。

　　(三)《周易集解》的刊刻与流传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学《易》盛行的环境中辑集成书，自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尽管曾上之于朝，但其流布并不太广。宋初王旦难王昭素“七日来复之义”，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见。在庆历年间又有科举以《周易集解》中的内容为题者，由于其影响有限，以至贤良多下第。计用章于庆历甲申(1044)七月序称：“庆历壬午(1042)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谪北归，复官汉东，至淮安太守平阳公馆焉。公先德学士，蜀之儒宗，名为博士，因间以请，遂出先学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与其子彦孚习焉。”可知，李鼎祚之《易》于蜀中有传本。计用章即从蜀地大儒平阳公处得《周易集解》而习之。“彦孚即授卒业，且欲中都官文与先学士之意，因缄别本，属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刊刻以广布。”庆历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唐李鼎祚《易》”，当即是此种刻本。

　　北宋著名象数《易》学大师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并借此对汉代《易》学有相当深的研究。他对《周集解》的运用，自然将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晁说之学习《京氏易》，其于《集解》当有所参考。而《崇文总目》、《邯郸图书志》均加著录。

　　尽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阳彦孚刊刻传布，但在南宋时仍然少见。资中郡守鲜于侃就说：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经，世罕传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1166)，鲜于侃假守资州，在公事之余，努力读书，不稍停辍，晚而喜《易》，因谓李鼎祚乃资州人，自己“为其州，因斥学粮之余镂板藏之学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贤通经学古，其用力盖非苟而已”。鲜于侃犹病该书舛脱严重，便向李焘借善本，但李氏之书舛脱之处仍然很多，于是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将这种舛脱保留，不加臆改，态度十分审慎。“学录乡贡进士谢诲、学正新郪县尉侯天麟校雠，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后，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以为“板复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览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将《周易集解》广为传播，使其学不致泯灭。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鲜于申之为之作序。可以看出，鲜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将小字本改为大字本。

　　从后来留存的影写本中，我们仍可知道当时刻本的大体情况。清陈鳝从毛晋后代购得影写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写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写宋本，首题‘易传卷几’，下题‘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资州李鼎祚辑’，非其旧也。前列《易传序》，称‘秘书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载晁公武书，又次李焘书，又次鲜于侃书，又次侃子申之书。末附《易传略例》，后载计用章序。每叶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宫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贞’、‘恒’等字俱缺笔。”张金吾也曾藏过影写宋刊本。他说：“此本《易传》十卷，《略例》一卷，犹是宋时旧第，中遇宋讳若‘贞’、若‘殷’、若‘恒’，俱缺末笔，盖影写宋嘉定重刊本也。”9陆心源对此也有记载。所以，嘉定本原名《易传》，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书、李焘书、鲜于侃书及鲜于申之书，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后有计用章之序。

　　南宋时，冯椅《厚斋易学·附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艺文》、元俞琰《读易举要》、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均著录《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时，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间希有存者”，朱睦（木+挈）从李中麓处得此种刻本，并加以校勘付梓。朱氏于嘉靖丁巳冬序称：“是编刻自宋季，人间希有存者。顷岁，予得自李中麓氏，复用校梓以传，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滞，而自汉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灭弗闻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乐堂四亭氏刊本，书名《易传集解》，后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该书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方有“聚乐堂”三字，中缝题作《周易集解》够。

　　万历时明沈士龙、胡震亨同校《秘册汇函》本《易传》十卷，附《易解闲录》一卷，汉郑玄注，明胡震亨辑补。“胡震亨别从赵清常传钞本刊刻。有计用章后序，而无《略例》及鲜于侃与申之两序。又附补郑康成《易注》一卷，似较汲古阁、雅雨堂两刻为佳”。陆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写宋刊本，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讹之处。如“卷一‘用九见群龙无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等等。“此外，句之脱落、字之讹谬，更难枚举。凡干宝之‘干’，宋本皆作‘于’。《津逮》、《学津》两本与胡本同，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校勘，称：“胡震亨秘册汇函本虽分卷与自序合，夺误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陆德明《易释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题记和校语。耿文光称：“毛氏《津逮书》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在毛氏的篡改之下，《周易集解》的篇卷与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万历(1573—1620)中，又有重刊计用章宋本。明代还有鲍山刊十卷本。

　　清代汉学复兴，《周易集解》成为学者们了解汉代《易》学的桥梁，所以刊刻研究该书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卢见曾刊《雅雨堂丛书》，刻入《易传》十七卷。北京图书馆藏有韩应陛校跋并录孙堂校语一本，后附有《周易音义》一卷；又有朱邦衡跋并录惠士奇、惠栋批注一本。卢氏序称：“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为校正讹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陆心源于《仪顾堂题跋》卷l说：“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耿文光称：“卢氏校刊是书，前题‘易传’二字，板口刻‘李氏易传’。前有乾隆丙午卢见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庆历甲申计用章后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丛书》。”又：“案卢本改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盖依明本也。”清张海鹏也称：“卢(见曾)得宋庆历间平阳氏刻本校正。”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中所载影写宋刊本有计用章后序，然则卢氏本本有计用章序，盖陆氏所见之本缺略。陆心源又作《李氏易传校》一卷，称：“近时刻本以卢见曾雅雨堂本为最善，惟分卷十七与自序不合。余旧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鲜于(中)[申]之刻本影写，颇有胜卢本处。今以影宋本为正大字正书，而以卢本注于下。”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简庄谓卢刻《周易集解》，惠定宇(栋)臆改百六十余处。如豫卦，集解于‘豫’字皆作‘逸’，本避代宗讳，而一概改之，可谓弗思之甚。案集解于‘亨’字皆开‘开’，亦避肃宗讳也，今亦多改为‘亨’。但卢刻‘豫’字经文、《集解》皆缺笔作‘豫’，疑惠氏别据一本，与简庄所得影宋写本不同。”胡玉缙言：“‘豫’字缺笔者为宋庆历本，臧镛堂《拜经日记》有‘私改《周易集解》’一条即斥惠本。”

　　嘉庆三年(1788)孙氏岱南阁刊巾箱本十卷，每条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汉儒说附于后，补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吴县周孝垓校刊，姑苏喜墨斋张遇尧局镌本。该本题《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张海鹏于清嘉庆十年(1805)刊照旷阁《学津讨原》本，该年夏六月跋称：“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继得兰陵孙观察本，又心葵吴君处假雅雨堂卢氏本，互为参订。……今从卢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氏本。嘉庆丙子(1816)张绍仁校宋本，在该年季冬记称：“此《易传》李氏集解十卷，次第虽不缪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错脱讹，几不可读。黄尧翁近从海宁陈君仲鱼(陈鳇)借来汲古阁毛褒华伯影宋大字本，余因从尧翁转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无，别校于程荣本。”

　　《周易集解》刊刻次数众多，版本情况复杂，这为我们校雠整理该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学者们的刊刻及序跋记文更充分显示了该书应有地位和作用。

　　二、李鼎祚的编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编纂方法特别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许多思想内涵，方法的得体深深影响了后人。

　　(一)虞、荀为主，汇聚众家

　　李鼎祚在编纂《周易集解》一书时主要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在适当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其收集之广，在《易》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实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同此。明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赣二家够。清朱彝尊著《经义考》虽引有朱序，却在《中兴书目》基础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家，并将所考各家以表列出。这样，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与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编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为主。“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所加案语一百零八节而已，约占全书《易》注的5％还弱。这充分体现出李鼎祚汇聚众家，以集解为席的编纂特色。

　　与许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评论判断为主轴不同，《周易集解》所录《易》注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之注“独多近一千三百节”，约占全书《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节”，约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为全书的核心和主轴。柯劭忞称：“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义最详，几得原书十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易》之说，尚可寻其门径。”此说是可以信据的。

　　(二)博采众长，不执己意

　　在集辑编录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横加断说。他以更宽宏的态度广纳众说，即使互有矛盾之处，也适当保留。这就是不执己意的作风。乾隆六十年(1795)卢文弨为李富孙所辑《李氏易解剩义》作序，称：“李氏(鼎祚)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说：苋陆，二菜也。又引虞翻说，谓苋，说也。陆，和睦也。‘既济》之榆，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又如《小过·彖辞》引虞翻说，离为飞鸟，震为音，以‘或指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为俗说矣，乃至《彖传》又引宋衷说，则固虞翻之所斥为俗说者，而亦具载之。若必为一家之言，则所取者转狭，而己之所非，安知不为人之所是？设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复传于后世，岂不大可惜乎？”

　　《小过卦》艮下震上，虞翻认为：“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他的主张是：“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按虞翻的解说，《晋》为《乾》宫游魂卦，《小过》由《晋》而来。《晋》坤下离上，《说卦》“离为雉”，所以有“离为飞鸟”之说。《小过》内卦为震，《说卦》“震善鸣”，故“震为音”。《说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为止”。六五以柔乘刚，于义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阴承阳，于义为顺，故“宜下大吉”。可见他的取象并不是卦画之象，而是源于《说卦》之象，《小过卦》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时，他便根据京房八宫卦说来引申推导，迂回曲折地从《说卦》引导出卦辞、爻辞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辞的解说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说，不过，在《彖辞》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谓的“俗说”：“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角，故曰‘飞鸟’。”宋衷之解恰是虞翻所反对的，李道平直言不讳，说：“此即虞君所谓‘俗说’。”李鼎祚于此是不是疏忽呢？看来不是。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删其评“俗说”之语，又在相近处引用这种“俗说”，这是极易察觉的重复和矛盾，一般学者都可以意识到。其二，李氏著作较为精练，全书引述有四十多家，并无繁杂之感，以其整体建构看，这也不是疏忽所能说明的。因此。我们认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之说，无门户之见。而以理是从。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评的“俗说”恰好简洁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据，而虞氏本人所解则牵强附会，有穿凿之弊。无疑李鼎祚在主象数时，又力图去其无端的穿凿。后来朱熹作《周易本义》即采用了“俗说”，称：“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清《御撰周易折中》亦从之。于此可见一斑。

　　(三)《序卦》双出，所辑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讲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经过它的论述，将六十四卦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排除了随意无序的浅近，赋予了经典更深的内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时将《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无疑更能帮助理解《易经》的整体性、系统性。李鼎祚在纂辑《周易集解》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对此十分欣赏，在《伊川易传》中沿袭了这一编纂方法。《读易举要》卷4：“崇政殿说书伊川先生河南程颐正叔撰《易传》，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盖李鼎祚《集解》亦然。”在两部著名的《易》著的影响和带动下，后世编纂者多沿袭不变。李鼎祚无疑是有创见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环环紧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减了《序卦》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自然顾此失彼。为此，李鼎祚不避重复芜杂之嫌，在卷后又将《序卦》单独列出，其魄力确值得钦佩。与程颐《伊川易传》没有将《序卦》完整单独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筹。更为有意义的是李鼎祚对两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这种方式不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减轻了重复芜杂的成分。

　　(四)编纂方式新颖，开启后人经书集解的编纂

　　李鼎祚编集《周易集解》是《易》学编著上的一次创新。他以虞、荀二家为主，罗列众家，简而有要，并无繁称博引、卷帙庞大的毛病，可以说编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编纂体例上先列经文，次引诸家注解，一般每条称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芜。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标出，往往附于众家解说之后。这种在认同前儒注解基础上表述自己《易》学观的编著方式，避免了有意异于人而强作新解之难、之嫌，对于那些态度严谨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最恰当贴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编纂方法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开启了后人经书编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编纂《周易》经解时多有仿效。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门户之见，于是兼采诸家之长的集解注释方式应运而生。如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等等均是。这种方式在《易》学上并不太明显。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引诸家之说的并不多，以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尽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编纂方法多少是从这里承继而来的。据《崇文总目》记载，阴颢有志于治《易》，阴弘道承其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定其长，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传疏》十卷，《崇文总目》称其“于《易》有助”。阴弘道。史书无传，《旧唐书·傅仁均传》称“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新唐书·艺文志·艺类》称：“颢子，临涣令。”阴弘道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学而参定其长，著成新书，本身就是一种集解体注释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学上喜好两汉象数《易》学，至少不独遵王弼的义理《易》学。这与当时王弼《易》学独行的时代风气颇为不同。李鼎祚与阴弘道同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众家，特别推崇象数《易》学，无疑受到阴弘道《周易新传疏》的启示。

　　阴弘道之书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书则长期流存，影响渐增。后人对他的编纂方式很感兴趣，于是仿效编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书。同为蜀人的房审权编著《周易义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鲒埼亭集外编》卷23《高氏春秋义宗序》称：“诸经笺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则李鼎祚、房审权。”四库馆臣则称：“自唐以来，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

　　房审权，宋熙宁年间蜀人。他“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元，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数，房审权则重义理，胡一桂称：“《义海》专明人事，则象数之学必非所备矣。”焦竑也说：“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其编纂形式与《周易集解》相去不远，只是篇帙相形之下过于重大。正因为如此，李衡对其书作了改编，“经、《系辞》、《说卦》、《序》、《杂》，《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计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杂论》一，是又创于公手，以补房生之阙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颐、东坡苏轼、汉上朱震、龚原四家之说，最终撰成《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继承了《集解》简要的特点从而在流传中取得了优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学家俞琰已称：“房氏百卷之书，则未之见也。”至元修《宋史·艺文志》，已不再登录房氏《义海》一书。胡一桂说：“今《宋志》载《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没无传，亦可惜哉！”

　　《周易义海》而后，陈李衡《撮要》之外，冯椅《厚斋易学》也是此类著作。“其蒐采亦颇博洽。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闻邱昕、毛璞、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会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诸家之书编成一书，在《易》著上同样如此。虽其态度不如前人严谨，但编纂方式多少继承了李鼎祚。《四部丛刊》本《牧斋有学集》卷38《复方密之馆文》即称：“若夫古今学《易》者精微之旨，无过于王辅嗣、韩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杀则过也。纂集之家远则李鼎祚，近则俞琰、熊过，近代之谈《易》者自李卓吾、管东翁之外，时未免为时人讲章兔园册子。”在心学盛行之时，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类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气息在里面。清李富孙甚至以诸家之说，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阅群书，搜集遗文剩义，著成《李氏易解剩义》三卷，以补李鼎祚之未及。

　　(五)保存文献之功值得称道

　　《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的《易》注，成为了解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期《易》学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历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李鼎祚保存文献的功劳倍加称赞。首先，从古代《易》学著作的存佚角度看问题，晁公武便对当时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统计，《郡斋读书志》卷1：“《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乾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采此说。《四库全书总目》卷1《周易口诀义提要》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加以审视：“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

　　其次，从保存圣贤遗旨，由此考见古《易》的角度考虑，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序》称：“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况此书圣贤之遗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义多轶不传，藉此犹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犹之亟以开雕。”《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集解提要》亦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校雠家们对此更有深刻认识。卢文弨说：“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卢见曾《周易集解序》也说：“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张海鹏则称：“其解卦异者，家世变正，时来旁通，无义不备。汉人解画卦之宗旨，赖以犹存，诚可宝也。”

　　归有光对二者均有认识：“唐贞观间始，命诸儒粹章句为义疏，定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仅存之书，皆不复传。如李氏《易解》后人仅于此见古人传注之一二。”皮锡瑞研究经学历史，同样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如果说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编撰《易》注的话，那么清代学者则是以补辑和分析众家之注来进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书研究汉《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栋《易汉学》、《周易述》以辑补汉《易》为主，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以专研虞翻《易》学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书，对汉魏《易》学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庆炳还对《周易集解》作补笺，成《周易集解补笺》一书，于光绪15年(1889)刻印。

　　三、集解为本，不废己意

　　李鼎祚在编纂方式上以集解为主，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但这并不能表明李氏就没有自己的《易》学观点。事实上，李鼎祚也在适当的位置用各种方式将它表述出来。

　　首先在编纂方法上已体现出李氏的《易》学观。李鼎祚认为自孔子而后，《周易》传注百家，“唯王、郑相沿，颇行于近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王弼为首的义理《易》学与郑玄为代表的象数《易》学并没有孰轻孰重及优劣之别。不过，“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哪。象数深微曲折，义理浅近易懂，所以人们避难就易，舍象数而义理是务，出现孔颖达《正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正是如此，李氏要“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即所著《集解》以象数为主，适当采集义理之学。从《集解》一书看，全书2700余节，其中虞翻近1300节，荀爽300余节，而王弼57节、韩康伯58节、孔颖达53节，三家总共168节，只相当于荀爽一家之半略强。所以，李鼎祚在编纂中虽有义理、象数并重的观念，但其以象数为宗的编纂宗旨并没有改变。

　　从李鼎祚自己的注解上看，他多以象数作解，但又不废弃义理。于象数《易》学，李鼎祚采用了卦变、互体、升降、卦象、卦气等说。如《需》六四之解用互体说：“六四体坎，坎为云，又为血卦，‘血’以喻阴，阴体卑弱，宜顺从阳，故曰‘需于血’。”《屯·彖》的解释则以卦变及升降为说。他首先引荀爽之言：“物难在始生，此本坎卦也。”随后加以案语：“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刚柔始交’也。交则成震，震为‘动’也，上有坎，是‘动乎险中’也。动则物通而得正，故曰‘动乎险中，大亨贞’也。”初六以阴而升二，九二以阳降初，是阴升阳降。《临卦》为十二消息卦之一，李氏在《临·彖》的解说中就以卦气作解：“《临》，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历八月则《否》也。否则‘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谓也。”至于李鼎祚以卦象、爻象及物象等解说《周易》的地方更多，此不赘举。

　　于义理之学，李鼎祚有继承也有发展。这一点对于长期认为李鼎祚专崇象数的传统来讲是应当特别受到重视的。他在《师》初六爻中以失位为说，予《履》六三《小象》谈应、《讼》卦辞主卦主说等等均是基本的义理之学。对王弼总结的义例，李氏也多有赞同，称：“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李鼎祚还在郑玄、干宝等《易》学家以史证《易》的基础上有所进展，如《师》六五爻注称：“六五居尊失位，在师之时，盖由殷纣而被武王禽于鹿台之类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猎。六五离爻体坤，离为戈兵，田猎行师之象也。”这里以殷纣与武王的史事论证六五爻所包含的义理，实与李光、杨万里的解说接近。在李唐儒释道三教盛行，尤重道家思想之时，李鼎祚本人从小敦尚玄学，在《集解》中便存在融会老、庄，承袭王弼、韩康伯的解经方式。李氏自序称：“臣少慕玄风，游心坟籍。”坟籍之中，老、庄之书占据重要位置。又称：“各列名义，共契玄宗。”随时以探秘索隐为务。他认为《易》之微妙实与道家之论相当，《易》有“虚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遗照”之妙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禅止止。”《大宗师》：“颜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又“坐忘遗照”实出自韩康伯《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注语。这些正是李氏追慕玄学的表征。李鼎祚用《庄子》之文，道家思想之极至来形容《易》之精妙，是以《周易》之妙与老、庄学说之至境相通。不过，在二者的分别上，他又以儒为宗，强调了《周易》的首尊地位。他说：“原夫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周易》)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李道平诠释说：“谓《易》足以始三教而管九流也。”尽管如此，李鼎祚对玄理道学尤所留心，甚至对《集解》一书不便发挥之理，他也不轻易放过，更著《索隐》一书，以畅其言。称：“至于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遗憾的是，该书没有传承下来，就连诸家书目也未见著录，其内容自然不得而知。在注解中除直接征引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外，李氏也引用老、庄之说作解。如《师》卦辞：“此《彖》云‘师，众。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观之，则知夫为王者，必大人也，岂以丈人而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行师乎？以斯而论，《子夏传》作‘大人’是也。今王氏(弼)曲解大人为丈人，臆云‘严庄(即扬雄之师严君平)之称’，学不师古，匪说修闻。既误讳于经旨，辄改正作‘大人’明矣。”李鼎祚批评王弼附会老庄之说，却引《老子》为证，融会《易》、《老》之实并无二致。

　　李鼎祚在注解中所表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显示出他编纂《周易集解》在搜集诸家之时不废己意的一面。《集解》中引述虞翻的解释最多，足见李鼎祚对虞氏《易》学的推崇，但他对于虞翻的解释并未盲目信从，对其穿凿不当之处也有所纠正。如《中孚》“豚鱼吉”，李鼎祚采用了升降说：“坎为豕，讼四降初，折坎称豚。初阴升四，体巽为鱼。中，二。孚，信也。谓二变应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鱼，吉矣。虞氏以三至上体遁，便以豚鱼为遁鱼。虽生曲象之异见，乃失化邦之中信也。”这里以义理为第一，而以象为其次，象不及义，并不可取。李道平解释说：’李氏以为曲象，失化邦之中信，故不取也。”又如惠栋将李鼎祚对“七日来复”的解说与郑玄之注混为一谈，陈寿熊批驳说：“按李氏以坤六爻、震一爻说七日，虽亦引卦气，而与郑义异，不宜通为一条。”可见李氏也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李氏独到精深的认识也得到他人的肯定，如《经义考》卷14崔憬《周易探玄》条即引述他对崔氏《探玄》的评价。

　　对于如何理解《周易》中的圣人之道，李鼎祚指出：“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他注意到了《周易》文字含义前后连贯，思想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要求解说《周易》时注意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而不是割裂字段，随文释义。他批评崔憬说：“崔氏《探玄》，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将八卦阴阳，以配五十之数，余其天一地四，无所禀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谈何容易哉！”崔觐以王弼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未释五十从何而来，认为此乃臆度之言，非有实据。但是崔觐自己在八卦阴阳配五十之数时留下的天一地四两数的处理上与“先达”王弼有相同的毛病，均未说明其缘由。李鼎祚认为这就是一病，而病根就在于缺乏前后文联系，从思想的连贯性上去看待圣人之意。他认为：“此章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是结‘大衍’之前义也。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将五合之数配属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减一以交五，备设六爻之位，蓍卦两兼，终极天地五十五之数也。自然穷理尽性，神妙无方，藏往知来，以前民用，斯之谓矣。”李鼎祚之义是“大衍之数五十”并不是孤立的，后文所言“天数五地数五”至“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就是来说明它的，将二者割裂不恰当。

　　《乾》上九爻李氏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这是说贤君有阳刚之德，但不可过刚，过刚就会招致悔恨。同样讲“亢龙有悔”，在《文言》中李氏又解释说：“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这又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是不肖之君而有阳刚之德，更不可以过刚，否则就会导致灾害。一正一反，均以人事将其含义合理地表达出来，起到了互补的作用。《文言》“知存而不知亡”也因“亢”而发。李氏解释说：“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类矣。”李鼎祚在此处无疑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而将重点放在了“骄盈”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鼎祚始终将《周易》看做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在注解中总以一以贯之的思想去理解它。

　　李鼎祚发挥义理颇为独到，如释“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他解释说：“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以三皇五帝垂拱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来阐释，既有儒家内圣外王的情怀，又满足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心理，解释贴切，蕴味颇深。说它带有道家思想是有据可依的。《乾·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对“乾元用九”这种至高境界的一种阐释，李鼎祚则解释说：“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刍狗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李鼎祚首先声明此处与前释的一致性，接着他为了有效地说明这种境界，引用了《老子》、《周易·．系辞》等文。《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就是所谓的“刍狗万物”，讲任其自然。又“生而不有，功成不居”则是明引《老子》之文。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保和太和”出自《周易·乾·文言》的引文。“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乃《论语·子张》中文。无疑，李鼎祚在这里以道释儒，儒道合流。为了说明问题，他还从反面加以论说，称：“三王五伯揖让风颓，专恃干戈递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实繁，略举宏纲，断可知矣。”这又与他对“亢龙有悔”的解释联系了起来。所以李道平疏说：“盖以亢阳为害，因举圣人以为宏纲，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从可识也。”

　　四、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一)经学衰弱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

　　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政府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官方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二)象数《易》学式微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官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五、结论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易》学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所创新的颇富新意、优点突出的编纂方法引来房审权、李衡、程颐等人的效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李鼎祚在编纂《集解》时虽以集解为本，但他仍以多种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学观点。他义理、象数兼重，而尤以补辑象数《易》为己任，将编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义理上，李鼎祚也有独特的表现，他在王弼、韩康伯的路上继续融合《易》、《老》，在郑玄、干宝等以史证《易》的基础上也有所进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对整体系统地把握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仍有指导意义。

　　李鼎祚在经学衰弱、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敢于创新，在艰难的环境下推动了易学的发展，也为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珍视的少数几部经学著作之一，从而深深影响了《易》学乃至整个经学的历史。

　　金生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